二百年草昧破天荒 一萬里文明培地脈
吳可讀(1812年—1879年)，字柳堂，號冶樵，皋蘭(今甘肅蘭州)人，晚清著名諫臣，有《攜雪堂全集》傳世。其先祖原籍處州(今浙江麗水)，明初隨肅莊王朱楧遷隴，世為耕讀傳家，自云“自前明始遷祖以來，三百載椒房之親，二百年耕讀之家，十八代忠厚之澤，七十歲清白之身”(《吳可讀文集》)。吳可讀一生官職凡經刑部、吏部、御史臺，四度出入朝野，可謂跌宕起伏。
吳可讀少時穎悟絕倫，讀書過目成誦，在刑部“治獄精敏，誦律文萬千言不遺一字”。且尤擅詩文，下筆千言立就，其詩沉郁蒼涼，聯語精警，為時人所重，在晚清文壇獨樹一幟，“自古工文章者不必有氣節，重氣節者或不能文章。二者兼之實難，乃今于前御史吳柳堂先生見之”(《吳可讀先生誄文》)。此評不僅點明吳可讀人格與文風的統一，更揭示其詩文“以血性為墨，以道義為骨”的內核。
吳可讀奏疏以經典為筋骨，奏出政治良知的最強音；其詩歌以生命為底色，繪就末世文人的心靈史詩。如吳可讀的試帖詩《老驥伏櫪》五十首，尤能見其于限制中創造自由的才華。此類科場應試詩本易流于板滯，他卻以“一題數十首，奇變百出”的創作實踐，打破“臺閣體”那種“隸事太工，繁縟無骨”的窠臼。更難得的是，五十首詩貫穿曹操生平事跡，構成一部“魏武詩史”，以第二十六首“黃金臺畔路，老煞驥蕭騷”為例，借燕昭王招賢舊事，抒發現實中“鹽車厄驥”的悲憤，與龔自珍“我勸天公重抖擻”的呼號遙相呼應。這種以古人之酒杯，澆自家之塊壘的筆法，使試帖詩不再是干祿工具，而成為士人精神世界的載體。
然而吳可讀科舉之路頗為不順，道光十五年(1835年)中舉后，屢試不第，直至道光三十年(1850年)終成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晉員外郎，始入仕途。咸豐九年(1859年)分校順天鄉試，以秉公擇士聞名。次年丁母憂，扶柩歸蘭，主講蘭山書院。服闕返京，補故官，遷吏部郎中。同治十一年(1872年)轉河南道監察御史，任內屢上封事，聲震朝野，其間因彈劾成祿案鐫三級，復歸蘭山書院講學。光緒初年(1875年)起為吏部主事，光緒五年(1879年)隨扈同治帝惠陵奉安禮時尸諫殉節。
吳可讀身為諫臣，平生事功最著者，莫過于《陳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罪狀疏》與《請預定大統之歸疏》二疏。時人高萬鵬挽聯稱“第一個當代爭臣，計安宗社，念切生靈，浩氣流行昭二疏”(《吳可讀先生誄文》)，知州古銘猷亦作七律吊唁，稱頌吳可讀“二疏”堪比于明代楊繼盛聞名后世的《請罷馬市疏》《誅賊臣疏》，均有震爍古今的魅力。此二疏“字字從血性中流出”，不僅凝鑄了吳可讀忠君愛民之赤忱，更彰顯其凜然風骨，成為晚清言官進諫之典范。當然，吳可讀亦務實干吏，其任御史時見外國使節覲見禮儀久爭不決，遂上《請令各國使臣進見不必跪拜疏》，請免跪拜，倡“隨各國禮俗以示寬大”，終促禮制改革。又關切民生，在甘期間主持創設牛痘局，作《創設牛痘局啟》以駢文倡防疫，開西北公共衛生先聲。
同治年間，西北回變綿延十余載，隴右之地生靈涂炭。朝廷特命左宗棠總司平亂，然當時甘陜軍政多為旗人集團所踞，其輩昏庸顢頇，非不能制敵，更有甚者，不遵調遣，專以聚斂劫掠自肥為能，尤以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為甚。成祿駐防高臺七載，畏敵斂財，誣良為逆，虐殺百姓二百余人，猶虛報戰功，甘民怨聲載道。左宗棠雖掌握實據，然礙于滿漢權爭，朝廷制度性袒護滿員，初僅以“苛派濫殺”具疏參奏。
值此關頭，吳可讀慨然上《陳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罪狀疏》，列其“可斬者十，不可緩者五”，直指三大罪狀：其一曰殘民逞暴，曾因庖廚煮面不熟而斬役立威；其二曰殺將冒功，誅戮驍將馬天祥而謊奏恤典；其三曰構陷同僚，暗害投誠回民以滅口誣良。左宗棠以疆臣之重揭其罪，吳可讀以言官之銳正其名，二人雖未謀面，然疏章互為犄角，終使成祿革職問罪。因此案牽動晚清軍政大局，朝廷有意回護，成祿由“斬立決”改判“斬監候”，但已然成震懾西北庸吏之雷霆。
左宗棠借機整飭軍紀，為西征新疆奠立根基。吳可讀雖遭降三級調用，然其以書生之軀助封疆大吏破局，彰顯清流言官在晚清政爭中之獨特作用。此后左宗棠延請吳可讀主講蘭山書院，既避結黨之嫌，亦存酬功之意，成就了晚清政壇疆臣與清流聯結之佳話。
光緒五年(1879年)，吳可讀以一紙《請預定大統之歸疏》再震朝野。是年同治帝奉安惠陵，吳可讀自請隨扈，禮畢于薊州三義廟服毒尸諫。疏中指斥兩宮太后在立嗣事上“一誤再誤”，求明詔將來光緒子嗣承繼同治帝統，以“正名定分，預絕紛紜”。其言直刺宮闈，而慈禧太后雖初惱怒，終以“以死建言，孤忠可憫”褒恤，并采納“繼大統者為穆宗嗣子”之議。此舉不惟使吳可讀忠節獲彰，更向言官群體昭示：直諫不僅無過，而且可嘉。當時清廷屢下求言詔而應者寥寥，吳可讀以尸諫之極端方式，突破了咸豐以來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，促進了光緒初年清流勢力的崛起。
考諸史實，因吳可讀尸諫而集結起被時人稱為”清流黨“的政治派別，這一事件實為“清季清流勃興的轉捩點”。此后數年間，清流言官交章彈劾、搏擊權貴，如張之洞劾文格制造“東鄉血案”、張佩綸劾軍機大臣王文韶受賄等案，皆震動朝野。而清流人物如張之洞、張佩綸等迅速升遷，亦反映出清廷對敢言者的破格任用。吳可讀以尸諫引爆的清流運動，為同光中興注入了新的政治活力。
總之，吳可讀之“二疏”，前者劾奸佞以安民生，后者定國本以正朝綱，雖內容各異，然其“浩氣流行”之精神一以貫之，二者共同構成了晚清士大夫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”的完整圖景。吳可讀雖位不過御史，然其以生命踐行的諫諍精神，不僅成就了同光清流運動的輝煌篇章，更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。
吳可讀雖以御史死諫而青史留名，然其畢生心力所注，尤在文教振興。他早年中舉后主講甘谷朱圉書院，后又兩度主講蘭山書院，復以花甲之年募巨資建甘肅貢院，在西北邊陲播撒文明火種。其貢獻不僅體現在教育制度的革新，更在于以儒者情懷重塑一方士林風骨，堪稱晚清西北文教史上兼具實踐精神與理想光芒的典范。
面對甘肅“秦俗悍”的刻板印象與士子自卑心理，吳可讀獨辟蹊徑，從在地文化中尋找精神資源。在伏羌石子墓前，他題聯“休言秦俗悍，自鄒魯三千而外，此間有傳人”(《吳可讀文集》)，借孔子隴籍弟子石作蜀等先賢事跡，“以鄉賢證道統”，喚醒士人的文化自信。與此同時，吳可讀的教學法則深具實踐智慧，他反對空談性理，倡導“諸生何處覓文宗，絕妙文章到處逢”的觀察之道，帶領學子登臨大像山，以山勢之高低陰陽喻文章起承轉合，使抽象章法化為可觸可感的自然韻律。這種“即物窮理”的講授方式，既暗合宋儒格物之旨，又貼近隴右風土，展現出融通學術與生活的教育藝術。在蘭山書院期間，他更以“言為心聲，必先修明正身”為訓，將人格淬煉置于術業之先。其弟子安維峻日后以“隴上鐵漢”之姿彈劾權貴，正是吳可讀“人為本，術為末”理念的生動注腳。
吳可讀對甘肅文教更深遠的貢獻，在于參與推動陜甘分闈并主導貢院建設。此前甘肅士子須赴陜鄉試，“隴士寒苦者多困于資斧，故終身不預秋賦者十之七八”(《左宗棠全集》)。左宗棠雖奏準分闈，然五十萬兩建院資金缺口成為最大難題。在此關鍵時刻，吳可讀以在籍士紳身份承擔勸捐重任，其過程堪稱一場艱苦卓絕的社會動員。據其《除夕有懷》詩注記載，同治十三年臘月初八，他仍冒零下十余度嚴寒奔走北川，“雨雪霏微”中“暗數流光驚過客”。面對地方官紳的推諉與非議，這位曾因彈劾成祿險遭不測的老臣，以“塞翁失馬”的豁達化解壓力，終以一年時間募得五十一萬兩，近乎甘肅一年半田賦總額。更可貴者，工程決算四十九萬七千兩，與募款幾乎持平，展現其超凡的統籌能力。
光緒元年(1875年)貢院落成，四千間號舍迎來三千考生，較分闈前暴增六倍，隴右文脈由此豁然貫通。分闈后光緒朝甘肅進士數量占清代總數的三分之一，左宗棠稱“蘭山書院肄業者四五百人，各郡縣聞風興起”(《左宗棠全集》)。而安維峻等士人的涌現，證明吳可讀成功培育出兼具學識與風骨的儒家實踐者。
文末附吳可讀題甘肅貢院長達192字的楹聯，此聯對仗工整，氣勢磅礴，既展現出西北的自然人文景觀，又滿含對莘莘學子的殷切希望：
二百年草昧破天荒，繼滇黔而踵湘鄂，迢迢絕域，問誰把秋色平分？看雄關四扇，雉堞千尋，燕廈兩行，龍門數仞，外勿棄九邊楨干，內勿遺八郡楩楠。畫棟與雕梁，齊焜耀于鐵馬金戈以后。撫今追昔，飲水思源，莫辜負我名相憐才，如許經營，幾番結撰；
一萬里文明培地脈，歷井鬼而指斗牛，翼翼神州，知自古夏聲必大。想積石南橫，崆峒東矗，流沙北走，瀚海西來，淘不盡耳畔黃河，削不成眼前蘭嶺。群山兼眾壑，都奔赴于風檐寸晷之中。疊嶂層巒，驚濤駭浪，無非為爾諸生下筆，展開氣象，推助波瀾。
(執筆：清輝)